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银行业普惠金融业务数字化模式规范》金融行业标准(以下简称《规范》)。该《规范》为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建设银行联合立项，会同邮储银行、招商银行、北京银行、江苏银行等金融机构，历经三年时间，对银行业金融机构以数字化模式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制定的规范，是国内首个数字普惠领域的金融行业标准。

数字普惠的重要性毋庸赘言。过去十年，数字化赋能是我国普惠金融工作的一大亮点。一方面，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的有机结合，有效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提升融资效率，拓展金融服务半径，使金融服务以较低成本触达到边远农村地区；另一方面，政府搭建的数字平台，聚集了大量的公共数据，发挥了公共数据的生产要素功能。

但是，在数字普惠金融业务迈向纵深进程中，金融机构也遇到了不少挑战。数字经济背景下，大型银行与中小银行“马太效应”加剧、数据安全合规挑战激增、拓展普惠金融场景生态增量难寻……攻克这些问题，是拓宽普惠金融服务覆盖面深度和广度的关键。在某种意义上，本次《规范》的发布也是为行业发展特别是中小银行发展提供思路，再次提醒中小银行如何在数字化转型道路上稳步前进。

当前，数字技术已成为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关键力量，在居民生活层面，支付、转账、购买保险和理财产品等金融服务变得非常便捷。此外，在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层面，数字普惠金融帮助大量缺乏信用记录或“财务三张表”的小微企业、农村市场主体及时高效获得融资，满足了其发展需求。

但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是，尽管各类银行都积极投身于数字化转型浪潮，力图借助数字化转型推动普惠金融业务发展，但大型银行与中小银行在资金投入、人才储备、技术基础方面的巨大差距，使两者在数字普惠能力方面差距逐渐拉大。

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李伟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对200多家银行的调研，数字经济背景下大型银行与中小银行“马太效应”加剧，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任重道远。

李伟列举了几组数据：从科技投入来看，资产规模超4万亿元的13家大型银行2021年的金融科技资金投入均值为122亿元，而199家中小银行均值仅为3.91亿元，差距从2019年的27倍扩大到31倍。从科技队伍来看，截至2021年末，大型银行的科技人员数量平均为8600人，而中小银行平均仅有不到300人，三年间大型银行科技人员规模始终为中小银行的30倍以上。此外，从创新能力和技术应用来看，2019年至2021年，大型银行与中小银行的各项指标差距也在逐年拉大。

在这一背景下，“有规可循”被视为中小银行加速学习的一个重要途径。“随着数字金融服务范围和业务规模的迅速扩大，面对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瓶颈和新问题，规范化服务已是监管部门、金融机构、金融消费者的共同期盼，将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和金融生态健康的重要保障。”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张晓峰表示，尽管《规范》是由行业内规模较大或数字技术较为先进的代表性银行主要起草，但中小银行也可以从中汲取数字化转型、规范化服务的成功经验，避免少走弯路。

京东经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朱太辉表示，技术短板是中小银行推进科技赋能和数字化的核心痛点。“适当与科技公司合作，可弥补技术短板，但需平衡好技术沉淀和能力提升问题。”他表示，《规范》实际上给一些仍在探索期的中小银行一个很好的参考，对普惠金融风险管控、普惠金融系统支持、客户权益保护等方面有明确认知，避免被技术平台过分主导相应业务。

农村中小银行客户集中于县域，以“三农”、小微企业、“长尾客户”为主，业务主要体现在支农支小。这些特点决定了农村中小银行和其他类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定位存在显著差异，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方面也相应有所差别，尤其是线下网点服务，是农村中小银行的一项鲜明特色。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中小银行的数字化转型目标也应与自身特色紧密结合。

切忌“大而全”正是业内人士强调的关键。尽管数字化转型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但在落地层面绝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李伟在分析中小银行数字普惠业务困境时提到，有的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战略求大求全，盲目调整技术架构、扩充技术团队，没有明确重点业务领域，导致战略难以聚焦，不但没有改善经营困境，反而事倍功半、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在他看来，中小银行转型目标要更为“精准”，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集中有限资源优先攻关涉及客户体验、运营服务的关键问题和薄弱环节。

朱太辉表示：“农村中小银行如何才能不丢失自身的业务特色，同时又能够借助智能化、非接触式的转型方案推进市场化的金融创新，从而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是农村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需要妥善考量的问题。”为此，朱太辉提出了一个评估模型，通过“业务与技术融合程度”“数据征集和治理效果”“数字化资源投入产出”和“客户体验与满意程度”等综合评价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进展。“要充分评估数字化转型对实际业务的影响，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中小银行的数字化转型转多快、怎么转的问题。”他表示。

在业内人士看来，中小银行在开展数字普惠方面也有其独特优势。本次《规范》提出了普惠金融场景生态建设，具体来看，是指以客户需求为核心，通过多种场景的发现、场景的搭建和场景的运营，拓展服务渠道，为客户提供金融与非金融的综合服务，构建包含服务网络和商业环境的多维场景生态。

“在场景搭建与生态构建方面，中小银行可以利用渠道更为下沉、社区性服务优势，以线上加线下的方式，实现适合自身业务发展路径的数据要素积累模式。”张晓峰建议，中小银行可围绕企业的供应链，不断拓展客户，并通过“跑街+跑数”结合，来校准相关数据，并提供更有针对性服务。

“按照服务对象不同，《规范》事实上对普惠金融生态场景进行了一般性分类，即平常所说的C端(消费者)、B端(企业与商户)、G端(政府等公共服务机构)，并分别提供了一些常见的普惠金融生态场景。”在张晓峰看来，总体而言，目前C端以及多数G端的普惠金融服务场景搭建较为成熟，而在B端方面仍有较大的潜力可挖。比如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随着供应链上各个环节的数字化，使得产业链上数量庞大的小微企业信用信息更加透明，信息不对称程度大幅降低，从而供应链金融服务很有可能会成为数字金融服务未来的重要发力点之一。

在这方面已有积极的践行者。例如，浙江农信系统通过遍布全省的“丰收驿站”等金融服务点，利用浙江农商联合银行提供的数字金融系统，成功地以线上加线下服务模式实现了数字化转型。此外，台州银行、泰隆银行等中小城商行也通过线上加线下服务模式较好地实现了数字化转型。

“在渠道和生态方面，互联网科技公司可以将自己的线上渠道、线上生态和农村中小银行相联结，配合农村中小银行实现业务发展目标。”朱太辉提醒，在与外部平台合作过程中，农村中小银行不能奉行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要注重沉淀技术能力和数据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