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0日，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谷澍出席2024陆家嘴论坛第六场全体大会。据悉，会议围绕银发经济与养老金融主题展开。

谷澍表示，金融业的资金跨期配置功能和养老资金安排的周期特征非常契合，作为金融服务机构，要持续探索，不断用金融活水，助力培育银发经济市场。

谷澍提出，当前，银行业在养老金融方面已经破题，与实际服务需求相比，在进一步丰富金融供给，提升服务效能方面，还面临不少难点和堵点。具体来看：

一是银发经济涉及面广、产业链长、业态多元，见效相对慢一些。“养老产业普惠性经营主体面临着如何盈利、如何取得担保的难题。”谷澍表示。

二是随着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大量县域人口迁移，转化为新市民，但是与之配套的养老基础设施和金融服务供给相对薄弱。

三是银发经济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需要凝聚社会各方面力量，大家合力打造完善服务生态，将难点变成亮点。

“结合农业银行的实际，接下来，进一步做实养老金融，服务银发经济的发展，银行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谷澍提出。

“第一，融资服务供给方面，要做好‘三个融合’。”谷澍表示。

关于“三个融合”，谷澍认为，首先，要把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好，围绕银发经济产业链的关键节点和上下游链条企业培育优势主体，拉长做深金融服务链条；然后，要把信贷、投资、金融租赁等综合化服务能力融合好，多维度、多层次满足市场主体的需求；此外，还要把养老机构建设过程中的财务表现评价和发展潜力的评估融合好，引导信贷资源更多向养老产业倾斜。

“第二，养老金融服务供给方面要进一步统筹好城乡联动，全力保证养老服务的延续性和获得感。”谷澍表示，联动统筹首先要加强核心城区网点适老化改造和适老化服务。

联动统筹还要提升新型城镇化重点区域的养老金融服务水平，加大网点在县域城乡结合部的布局力度，特别是要融合好新市民、务工人群养老金融的服务需求。“作为农业银行，我们是一个横跨城乡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更要发挥自己独特的城乡联动优势，服务城乡人口迁移和金融需求转移，为广大群众提供更优质、可持续、高质量的养老金融服务。”谷澍强调。

“第三，要共建金融服务生态，做好政、银、企三方结合，增强养老服务方面全社会的联动合力。”谷澍表示，服务银发经济和养老需求，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离不开跨领域、多层次的合作。商业银行要积极强化和各级人社、民政、工信、医疗、数据要素管理等部门的深度合作，广泛寻求与社会化、专业化养老服务企业的融合创新，凝聚各方合力，促进优势互补。“大家一起满足广大群众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美好生活向往。”谷澍在发言最后表示。

6月19日下午，交通银行董事长任德奇出席2025陆家嘴论坛全体大会八并发表主旨演讲。

此次全体大会八以“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标准和产品体系”为主题。任德奇表示，我国已发展成为绿色金融大国，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绿色金融市场之一，这主要得益于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与市场实践的双向赋能，特别是标准的引领。

“在2020年‘双碳’目标提出后，我国围绕绿色金融‘三大功能、五大支柱’，建立了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包括发展目标、统计标准、考核评价、国际合作、信息披露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任德奇表示，尤其在标准制定方面，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出台的相关制度，为金融机构开展业务提供了指导。“今年，人民银行更新发布了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拓宽了绿色金融的业务边界和范围。”任德奇说。

在政策支持和标准引领下，截至2025年一季度末，我国的绿色贷款余额超过40万亿元，居全球首位，绿色债券、绿色保险市场规模位于全球前列。同时，我国和欧盟、新加坡等持续加强国际绿色金融标准间的协调与对接，形成了《中欧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多边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等重要成果，积极促进绿色资本的跨境流动。

任德奇提出，对标服务国家“双碳”目标要求，我国绿色金融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方面，现行的绿色金融标准，主要是服务‘纯绿’经济活动，也就是碳排放量很低或接近净零排放的经济活动，还没有很好地覆盖碳排放较高行业的低碳转型经济活动。”任德奇表示，我国的发电、钢铁等八大高碳行业的碳排放量约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75%，未来一段时期，这些行业在国民经济运行中仍将扮演重要角色，同时也是节能降碳的重点领域，相关企业在设备更新、技术改造过程中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迫切需要得到更多金融支持。

“另一方面，目前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价格发现功能尚未充分发挥，特别是激励高碳企业降碳的产品创新和市场机制仍有不足。”任德奇解释说，例如，虽然金融机构创新推出了与碳指标挂钩的产品，将利率与企业碳排放强度、碳排放量等挂钩，但此类具有正向激励功能的产品尚未实现规模化发展。又如，当前我国的碳市场以企业现货交易为主，但有助于实现价格发现功能的期货、期权等衍生品较为匮乏，制约了成熟碳价机制的形成，不利于更好地引导企业减排。

任德奇建议，面向未来，为高质量服务“双碳”目标实现，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需要在以下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一是完善政策标准。加强金融政策与产业政策协同，建议尽快出台国家层面的转型金融标准，充分覆盖重点高碳行业，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企业，通过采用先进技术和设备更新实现降碳，形成正向激励。

二是加强产品创新。深化碳市场建设，扩大参与碳市场的金融机构主体范围，丰富期货、期权等碳金融产品种类，完善产品定价激励约束机制，助力企业减碳。

三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高企业信息披露质量，提升碳核算能力，加强碳足迹管理，在助力产品创新、促进企业降低融资成本的同时，有效防范“洗绿”“漂绿”风险。

“近年来，交行在助力标准完善、探索产品创新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任德奇透露，交通银行正联合相关部门牵头编制全国层面的水上运输业转型金融标准；创新推出了“碳强度+ESG”等转型金融产品服务。

“同时，交行已连续四年针对相关高碳行业客户开展碳排放量计量，为统筹产品创新和风险防范打下基础。”任德奇表示，“下一步，交行愿与各方加强深入交流，持续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共同促进更多实践成果落地，为助力碳达峰碳中和持续贡献力量。”

当前，如何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壮大耐心资本？在全球资本市场相互联系不断紧密的趋势下，如何持续推进我国资本市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6月18日，中国工商银行副董事长、行长刘珺就“推动资本市场持续稳健发展”主题发表演讲。

刘珺首先聚焦当前资本市场面临的挑战。一个挑战是资本市场的数字转型。他表示，商业活动有不同交易形式，过去我们只关心金融数据、金融活动，现在还要从市场参与者中关心情绪，关心非结构性的数据。另一个挑战是投资风格发生实质性转变——过去有活跃和非活跃交易，但现在量化或电脑化交易兴起，都已进入了资本市场领域。“我们不知道哪个角落会给我们造成冲击，无论是市场价格还是波动的方面。对于不同的投资风格，我们都需要重视，因为他们都会对资本市场波动和发展造成影响。”刘珺说。

更值得关注的是，科技巨头正在影响资本市场发展。刘珺观察到，大的技术公司已经有很好的内部生态系统，能够实现对初创企业产品、技术和功能的收购和内化，这意味着大技术公司的生态系统中已经内化了资本市场的功能。

回归中国本土实践，刘珺表示，“过去我们非常关注的是股票市场，资本市场最主要关注的就是股权投资和股权融资，我们也需要看看直接融资和固收的直接融资，这也是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他看来，对公司来说，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不仅仅需要股权投资，也需要债务融资。这就是为何需要结合各种市场参与者的项目进行融资发展，让公司可以不断成长特别是高质量增长。

对于中国股权市场未来发展，刘珺提到两大关键词：“智慧性”与“耐心”。智慧性方面，刘珺：“我们需要智慧的钱，需要这些机构的投资者，需要专业的投资者。不仅仅是来自于国内市场，同时也需要来自国际市场方面的。”

对于“耐心”，刘珺提到，不能仅关注一些短期金融回报，必须要确保资本市场的发展是一个“马拉松”，并不是一个短期或者“短跑”。必须要有来自于保险公司、养老金、主权财富基金、资管公司等的长期资本。特别是在中国，如何让足够的养老金进入资本市场和股权市场非常重要。

6月19日，国家开发银行行长谭炯表示，未来国开行将通过加大资源倾斜、加强政银企合作、加快政策落地，积极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谭炯表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事关长远和全局的大事。国开行充分发挥独特的服务优势，举全行之力，集中优势资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独特的、优质的、高效的金融服务。“十四五”以来，国开行进行了积极探索，累计发放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超过两万亿元，累计发放科技创新和基础研究专项贷款超过3600亿元。近几年国开行旗下子公司在支持科技创新、制造业转型升级方面累计出资超过3800亿元。

谭炯介绍，在多年工作实践中，国开行形成了独特的业务特点，服务特色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聚焦服务。国开行围绕补短板、锻长板、增亮点三大方向，围绕服务科技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转型升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领域以及其中关键核心技术、前瞻性、引领性重点项目来提供有针对性的重点服务。二是创新服务。近几年，国开行实施了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专项金融行动，而且创新了中长期研发贷款，开发了科技创新和基础研究专项贷款。前不久发行了我国首批科技创新债券，不断健全国开行服务科技创新的产品体系。三是提供综合服务。国开行旗下有七大专业子公司，能提供总分行一体化、母子协同全方位的综合金融服务，其中会运用贷款、投资、证券、租赁、基金等多种方式，重点是投贷联动，提供全行、全集团一盘棋的综合服务。

下一步，国开行将更加积极主动地采取更加务实高效的工作举措，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未来要更好地做到三个“加”：一是加大资源倾斜。将在资金投放、项目定价、考核激励方面给予实实在在的倾斜。二是加强政银企合作。将进一步深化与中央部委、各级地方政府、金融同业、客户等合作，持续推动产品创新、服务模式创新和工作机制的创新，全力做好重点项目服务。三是加快政策落地。将通过母子联动进一步抓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落地实施，抓好政策性金融服务创业投资等专项工作。

为什么打造科技金融生态圈？打造什么样的科技金融生态圈？怎样打造科技金融生态圈？

6月19日，中国银行副董事长、行长张辉围绕“加快科技金融生态圈建设助力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的话题，分享了对上述三个问题的思考。

“要想做好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还需要解决很多问题。”张辉分析认为，一是科技成果要从实验室实现产业化，从0到1、从1到N，这中间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金融往往追求的是预期确定性，预期差异容易导致金融资源的错配。二是传统金融逻辑更注重财务指标。科技企业的核心价值是技术，金融机构要进行价值评估，对其专业性提出更高的要求。三是科创产业化的全链条，对金融的需求是综合性的，但金融机构提供金融产品、金融服务有单一性的特征，要想提升协同服务能力，打通资金供给渠道，需要金融机构做更多工作。

由此，张辉认为，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加速打造科技金融的生态圈，提供接力式综合金融服务。

在张辉看来，科技金融生态体系应该满足四个基本条件：一是参与主体要完备。科技型企业从初创、成长到成熟，需要直投、投行、商行、保险、担保等诸多金融机构及多个金融品种接续发力。打造一个生态圈就要统筹多类金融机构，惠及各种金融资源为科技创新源源不断提供金融活水。二是职责分工要清晰。监管划底线、市场担主责、政策补缺口。金融机构和产业投资方发挥各自优势，做好差异化服务供给。三是产品体系要适配。金融机构要努力从“我能提供什么”向“科创需要什么”转变。升级产品服务，为科创型企业制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的一揽子方案。四是配套机制要健全。针对科技创新的新特点，重点打造完善利益分享机制、风险分担机制、尽职免责机制。

对于怎样打造科技金融生态圈，张辉介绍了中行的探索和实践。2024年以来，中行深入推进“中银科创生态伙伴计划”，着力提升科技金融的六种能力，即立体化的网络覆盖能力、规模化的股权投资能力、差异化的信贷支持能力、全球化的金融服务能力、多元化的融资筹资能力及市场化的风险分担能力。

据悉，目前中行已在24个省市设立科技金融中心，已建立275家科技金融支行，为超过4.4万家专精特新企业提供专业授信支持。中行通过旗下公司设立科创母基金等方式，已撬动社会资金为科创型企业提供境内外股权投资超过1000亿元。同时，中行旗下中银保险已为科技型企业提供了超过3000亿元的保障金额。此外，中行着力依托全球网络布局、优质客群、现金管理、跨境支付、资产托管等优势，助力科创企业有效利用好全球的金融资源。

6月19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党委副书记张小东结合农发行履职实践，对进一步提升普惠金融服务均衡性及可及性，有效促进社会公平和经济包容性谈及认识。

张小东认为，首先，提升普惠金融服务均衡性，需要践行大普惠理念。近年来，农发行将强化职能定位与做好普惠金融大文章相结合，制定印发了《2024-2025年普惠金融行动方案》，引导全行深入践行大普惠理念，将服务乡村振兴作为普惠金融的重要内容，支持“三农”重点领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任务目标，聚焦服务国家粮食安全、农业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四大板块”，不断加大涉农信贷投入，持续发挥支农先锋主力作用，聚焦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脱贫县、定点帮扶县、易地扶贫搬迁大型安置点等四大区域，因地制宜加大支持力度。

其次，提升普惠金融服务可及性，需要深化数字赋能。近年来，为了强化贷款联农带农作用，精准识别认定和带动重点人群，农发行开发了联动带农贷款成效管理系统，收录了8000万脱贫人口，5000多万防返贫监测对象信息，将贷款项目与帮扶对象实现线上并联，确保贷款连接到人、成效到人，不断提升对重点人群的覆盖面。同时，推动信贷业务数字化转型，精准匹配小微企业融资需求，建设粮棉油及重要农产品贸易综合服务平台，打造数字化应用场景，不断提升小微企业服务质效。

最后，实现普惠金融健康可持续发展，需要强化创新引领。近年来，针对乡村建设领域普遍存在的公益性较强、收益性较弱、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农发行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围绕美丽乡村建设目标，探索推出公共属性导向的开发模式，将人居环境整治等公益性较强的建设内容，与乡村衍生资源、附属资源开发利用整体推进，收益反哺，取得积极成效。

张小东表示，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新征程上，农发行将加大对“三农”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欠发达地区、小微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做好有农发行特色的普惠金融大文章，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目标实现贡献更大力量。

上海和香港是中国金融“双枢纽”，围绕沪港打造各具特色的国际金融中心并探索深化合作等话题，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董事长张为忠提出一些建议。

张为忠指出，国际金融中心存在共性，包括基础设施、要素市场、机构主体、金融人才等，特别是金融科技人才的集聚特征非常鲜明。另一个共性是资金方面，作为核心枢纽和平台载体，国际金融中心在资金、资本、资产、资源配置和流动性安排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此外，国际金融中心往往是金融制度、规则、标准的制定者、先行者、引领者、探索者。国际金融中心均拥有高度开放的市场，通常具备明显的区位优势，是地理上的枢纽地带。从这一通用概念来看，香港的先发优势非常鲜明，而上海则集聚了中国整体市场和物理枢纽优势，因此契合点非常高。

在张为忠看来，沪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点、空间，同质性非常强，通过两地形成合作的催化剂，将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香港作为连接全球的超级联系人，有助于两地形成错位互补的优势。

基于这一观点，张为忠提出三方面建议。

沪港应在制度规则上共同合作。随着制度规则的连通，双方、整个中国市场甚至东南亚市场都将非常受益，乃至惠及全球市场。

沪港应深化机制连通，建立全球资产配置的高速路。离岸人民币、财富管理和资产配置等均是香港的优势所在，值得通过机制连通在全球资产配置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国企业出海、谋求产业重新部署和资产配置新模式，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安排。因此，基础设施连接“三通”扩容非常重要。

沪港应推动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和连接。金融科技在全球范围内发展迅速，上海正在建设金融科技中心，落实这一定位需要满足非常高的要求，几方面要素的集聚均面临很高标准。如果双方能够共同发力，对项目园区和其他合作都能产生好处，助推科技产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此外，沪港也应共同筑牢防范风险堤坝并加强人才交流。香港的人才优势非常显著，能够集聚和吸收回流人才。上海在国内特别是金融人才集聚上也拥有独特优势，两地可以互相加强流动性安排。

6月19日下午，上海银行党委书记顾建忠就“提高普惠金融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发表主题演讲。

顾建忠指出，普惠金融永远在路上——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当前必须要提升均衡性，满足全部，做好面上扩展；提升可及性，能够满足的尽量满足，加强下沉触达。

在数字化赋能背景下，上海银行通过“四化”积极推进拓展普惠金融的新境界、新领域。一是抓好数字深度融合的场景化，追求像呼吸一样的普惠金融服务体验，使其融入日常生活中。二是抓好基于数据驱动的生态化，推动产业链数字化生态建设和基于全链条的产业生态建设，实现普惠金融质的提升。三是抓好普惠金融服务的综合化，以综合化服务降低边际成本、紧密客户关系是普惠金融的应有之义。四是在推动数字化的同时加强人的能力专业化，既要以数字化助力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更要以人的专业化体现服务的温度。

顾建忠特别指出，科技金融和普惠金融密不可分，尤其是近年来普惠金融“含科性”越来越高，科创金融领域的“投早、投小、投硬”成为“普惠金融皇冠上的明珠”。银行在服务该类企业时，要秉持长期主义和专业主义，做好“1234”。

“1”是坚持一个情怀。牢固树立发展科创金融是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的价值判断，秉持工匠精神、长期主义，久久为功。

“2”是重塑两个逻辑。一是重塑科创企业风险评价逻辑，从传统的看抵押、看现金流、看资产等当下价值，转变为看技术、看团队、看科研创新、看市场前景的未来价值。二是重塑科创金融风险收益平衡逻辑，不以单笔业务回报衡量与企业的合作价值，而是从多维度考量整体收益。

“3”是坚守三个理念。科创更前、科技更全、科研更先。在介入时点上更加向前，在服务内容上更加全面，在节奏上坚持体系先行、研究先行、能力先行。

“4”是配套“四梁八柱”。要做好组织、人才、产品、风控、资源、考核等管理配套。

“我们相信借助数字化赋能的契机，发挥人的专业潜能，做难而正确的事情，追求超越利润之上的更高价值，一定能够让普惠金融、科创金融的阳光普照市场的每个角落。”顾建忠总结道。